10多年前，我在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曾聆聽過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金沖及先生的學術講座。當時，內刊《科研工作動態》編發了金先生的講課稿。我見到過金先生修改這次講稿的“花臉”稿，對金先生嚴謹的治學態度，感佩不已，印象很深。
2018年，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編譯局3家單位合并，成立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我和金先生成了一個單位的同事。大家都知道，他因工作原因離而不休，每周還會來單位處理一些文稿。
2021年，我把我寫過的一些有關黨史人物、革命舊址類散文隨筆集納成一本文集，名字叫《行悟初心》。出版社的編輯說，請幾位名人大家為本書寫上幾句推薦語，也算是“廣而告之”。我應允后，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金先生。
2022年3月8日，得知金先生要來辦公室，我就拿著《行悟初心》樣書和金先生的著作《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趁午飯后，敲門拜訪金先生。沒想到，金先生當時已經躺在長椅上休息了。長椅上，連一個枕頭也沒有，好像也沒有毛巾被。我說明來意后，金先生很客氣，并愉快地在他的那本書上為我簽名。為了使金先生對我的散文隨筆集有所了解，我便把樣書留下，供先生寫推薦語參考。
金先生見證了《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出版的前前后后，并將其間的見聞編寫了《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該書資料性強，信息量大。
胡喬木和胡繩同志先后主持編寫《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在編寫過程中，他們有許多次講話。這些講話，對讀者了解這本書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問題（如為什么那么寫），對提高黨史工作者的思考和研究能力很有幫助。他們講話時，大多只有四五個人在場，并不準備發表，講得也比較隨意。由于金先生長期的職業習慣和訓練，他對這些講話都作了詳細記錄。金先生曾說，這些記錄在他的筆記本中擱置了20多年。記的時候，字跡很潦草，別人不易辨識，有些話對不了解當時語境的人而言更不易明白。如果不趕緊整理出來，將來成為廢紙實在可惜，心里總覺得欠了一筆賬。所以，他花時間把那些記錄整理出來，希望對后人有點用。
看到金先生為我簽名的這本《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我心中充滿感激和敬重。
金先生曾經主編《毛澤東傳》新中國成立之前部分、《周恩來傳》《劉少奇傳》《朱德傳》；與其他同志共同主編《毛澤東傳》新中國成立之后部分、《陳云傳》《李富春傳》；共同撰寫《鄧小平傳略》。《毛澤東傳》和《周恩來傳》兩書分別獲得第一屆和第三屆國家圖書獎。金先生的個人著作有：《轉折年代：中國的1947年》《五十年變遷》《二十世紀中國的崛起》《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等。其中，2002年由三聯書店出版的《轉折年代：中國的1947年》，是金先生在年過70歲后利用業余時間寫成的。
2022年4月12日，我又帶上四卷本《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來到金先生的辦公室，再次請他題簽。金先生還是寫下讓晚輩指正的謙辭。
如今，看到金先生的題簽，細細的筆端好像戳在我的心上。我捫心自問：《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你看了嗎？你看完了嗎？
金先生的時間太寶貴了。他曾在《二十世紀中國史綱》后記中寫道：“在我滿75周歲的第二天，開始動筆寫這本書的。說是動筆，因為我不會用電腦寫作，只能很笨地用筆一個字一個字寫。甚至連大段引文也只能一個字一個字地抄錄，這樣寫了兩年多……”
金先生還說，到了這個年齡，為什么還要“自討苦吃”？從他個人來說，大概有幾個原因：第一，在20世紀的100年中，他生活了超過70年，和同年代的中國人一樣，經歷過許許多多的痛苦和歡樂，也在不斷地追求和思考。可以說見證過這段歷史。這就讓他產生一種沖動，想把自己親歷或知道的這段歷史記錄下來。第二，命運使他成為一個史學工作者。他的研究范圍恰恰是從晚清到改革開放這100多年，有機會接觸到比較多的歷史資料。第三，動手時他掂量過自己的健康狀況，覺得自己有可能寫完這部書。
聽說金先生要撰寫《二十世紀中國史綱》，有朋友勸他不要寫，理由是當代史也許只能讓后人來寫。生活在今天的人，寫起來難免有這樣或那樣的局限性，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這一點，金先生不是沒有想過。他承認當代人寫當代史總有他的時代局限性，有些事情也許隔一些時間能夠看得更清楚。后人在論述時也會更加放得開，并且有許多新視角。
但金先生認為，后人也有后人的難處，研究的依據只能是前人留下的一些資料。而那時的時代氛圍、人際關系、民眾心理以及影響事態發展的種種復雜原因，特別是大量存在而人們已經習以為常的東西，未必在資料上記錄下來。后人很容易拿多少年后的狀況和經驗去推想當年的事情，或者把個別未必準確的文字記載看作是事件的全貌，就會顯得有隔膜以至于失真。可以說，當代人和后人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局限性，誰也不能代替誰。當代人寫好當代史，是無可推托的歷史責任。至于同時代的人，由于每個人的經歷和認識不同，看法也未必相同。但不要緊，讀者完全可以用來比較，得出自己的結論。
金先生的史學觀，令人欽佩。一部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也可以說是中國人在這一百年內實踐記錄的總匯。它有過悲慘的遭遇，也享受到勝利的歡樂；在取得勝利的過程中，有巨大的成功，也經歷過嚴重的挫折。一切言論和主張，都在如此豐富的實踐中經受檢驗。它比任何滔滔雄辯更能說明，什么是正確，什么是謬誤，給讀者留下無窮啟示。
那天，金先生對我說：“有一次去開會，胡繩在火車上說，文章水平的高低要靠什么來判斷，就靠你駕馭資料的水平。什么是水平？拿燒菜作比喻，同樣這些原材料，特級廚師和一般家庭婦女做出來的菜大不一樣，這才叫水平；如果只是你有這種原材料，他卻沒有，這怎么算是你的水平呢？我也把胡繩說的這段話送給你。”
金先生諄諄教誨，語重心長。他告訴我，寫文章最好自己先朗讀一遍，如果結結巴巴，就趕快改。朗讀要抑揚頓挫，而且要干凈有力，不拖泥帶水。寫文章是自己內心感情的自然流露，首先要感動自己。毛澤東同志有一次寫道：“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里難過。”這話講得多感人！帶感情的話不是堆砌一大堆華而不實的形容詞。
金先生娓娓道來的話語，道出了他生命的積淀和對歷史的思考。
金先生走了，留下許多珍貴的精神財富，永遠留在讀者心中。
來源：《解放軍報》2024年12月8日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