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子華（1914—1942年），原名王緒祥，曾化名王少髯、黃漢、黃君等，寧夏中寧人，中共黨員。1935年，任國共兩黨談判的秘密使者。1936年11月，任中共中央統戰部聯絡局副局長。1937年，奉命以八路軍代表身份到銀川，同馬鴻逵談判建立統一戰線、陜甘寧邊區與寧夏省的交界線、釋放紅軍被俘人員等問題。1939年9月，因政治嫌疑，被隔離審查。
1942年，因肺病不幸病故，年僅28歲。張子華，寧夏中寧縣恩和鄉王臺莊人，1914年4月21日出生于當地一富紳家庭。張子華名字的變換，同他波瀾壯闊的一生一樣，富有傳奇色彩。盡管名字不斷變換，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忠于黨、忠于人民的意志始終沒有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始終沒有變。受五四運動的影響，張子華所在的恩和高級小學校長張自箴和部分教師經常傳播反帝反封建思想,張子華很早就受到進步思想的啟蒙。1926年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時期，劉屏先等共產黨員到中寧縣恩和高級小學發動進步師生，同當地豪紳和封建勢力作斗爭。在這些共產黨員的宣傳教育下，張子華深刻認識到幾千年的封建制度對勞動人民的危害。他的思想覺悟提高得很快，革命的種子也開始生根發芽。自此，12歲的張子華積極參加革命活動，團結一批進步學生，深入村鎮向群眾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傳。為了讓群眾聽得更明白，張子華還與同學一起在老師的指導下，編寫了《纏足苦歌》，并唱給群眾聽。
1927年，張子華到蘭州上學，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政府背叛革命的行徑，他立志一定要走革命的道路，拯救國家于危亡，讓人民過上幸福生活。1930年8月，張子華到北平上學，他在參加各種進步活動中找到了黨組織，并于同年11月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為了便于從事黨的秘密工作，也為表明自己立志做中華民族優秀兒女、獻身革命事業的決心，入黨時，他便改名為“張子華”。入黨后，張子華被安排到中華全國總工會華北辦事處工作，主要負責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
1931年，張子華參加了寧夏旅平學生會，組織寧夏籍學生學習馬克思主義，引導他們參加反帝愛國斗爭，培養了一批抗日救亡運動的積極分子，這對開展抗日救亡工作起了重要作用。九一八事變后，抗日救亡運動更加高漲。在黨的領導下，張子華等人動員和組織寧夏籍學生20多人參加北平反帝大同盟。地下黨組織在北平東城區和西城區建立了兩個支部，張子華負責這兩個支部的聯絡工作。寧夏旅平學生會就是由參加這兩個支部的寧夏學生組成的。在參加寧夏旅平學生會的學習討論時，張子華常聯系自己的家庭和個人的思想實際，嚴于剖析自己。一次，他在討論《資本論大綱》時說：“我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這是我無法選擇的歷史事實。但是，今后走什么樣的道路則完全由我自己來選擇。我拋棄了我的父母為我選擇的一條腐朽沒落的道路，而選擇了一條站在人民和全民族立場上來的光明之路。”他的這些激烈言語,被同學們稱為“決裂”之言。在討論時事時,張子華講了一段對大家很有啟發的話：“以前我們成立學生會的目的，不外乎爭‘生存權、求學權’，但是日本的侵略,使我們的祖國處于生死存亡的關頭。因此，宣傳抗戰,要求抗日，才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頭等大事。”張子華不僅口頭上講，還注重實干。每次上街游行時，他都走在隊伍的最前列，帶領大家喊口號。每次集合，張子華第一個登臺演講，慷慨陳詞。遇到有風險的事，張子華挺身而出，一拍胸脯：“我去，我去！”張子華還根據地下黨組織和反帝大同盟的指示，組織帶領寧夏學生散發傳單、參加北平各院校學生的集會和游行。
1932年，“左聯”組織北平各高等院校請魯迅、施復亮、侯外廬等人講演。張子華等人通過寧夏旅平學生會組織寧夏青年參加。同年秋，國民黨反動派在北平進行文化“圍剿”，寧夏國民黨反動當局指控寧夏旅平學生會是“共產黨組織”，國民黨特務便按黑名單緝捕寧夏籍學生，形勢險惡。同學們有的回家，有的轉移，張子華仍在北平堅持斗爭，并想方設法和轉移到郊外的學生保持聯系。他有時穿長袍，裝扮成富商，出沒于街市；有時西裝革履似學者，乘黃包車，來往于院校；有時穿學生裝，在寧夏同學公寓留宿。有一段時間，他在西城水月庵7號設聯絡點，和孫殿才、李天才等人接頭。白天他們寫傳單、稿件，夜里出去散發傳單，刷寫標語，并發動和組織了天橋、前門、曉市等群眾突擊會。有一次，反動軍警逮捕愛國學生，毆打群眾，他腿部受傷，卻仍不顧個人安危掩護群眾撤退。這些都充分彰顯了共產黨人無私無畏、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1932年，由于革命工作需要，張子華放棄了學業，在黨組織的領導下，身負重任，不避艱險，深入工廠車間，通過多種途徑開展工人運動。
1933年，抗日同盟軍失敗后，中共北平地下組織遭到破壞，張子華以商人身份做掩護，在開灤煤礦繼續從事工人運動，組織罷工斗爭。1934年5月，受全國總工會華北辦事處的派遣，張子華前往天津領導工人紀念五卅運動9周年活動。在召開積極分子會議時，不幸被敵人逮捕。在被押解途中，張子華心里不免有些緊張。但是，他更感到惋惜的是五卅運動9周年紀念日在即，若自己被捕就會使紀念活動受挫，地下黨組織也會受到破壞，最重要的是自己衣兜里還裝有黨組織的機密。一想到這里，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他努力抑制著情感，很快鎮靜下來，一邊走，一邊想著應對的辦法。走到一個商店門口時，他忽然停住了腳步，伸手從衣兜里掏出一沓鈔票，不容特務們問話，搶先說了一句我買條煙抽，然后大步邁進了商店。在佯裝扶禮帽之際，他把夾在鈔票中的寫有黨的機密的小紙條放進嘴里并咽了下去。他遞給店員幾張鈔票，拿起兩條煙就走。毀掉了身上藏著的機密，張子華心里坦然了，走得也更從容了。入獄后，張子華從審訊中分析，敵人并未掌握他的真實身份，便利用父親在天津惠源長貨棧經營枸杞生意的有利條件，說自己是寧夏來的枸杞商，出去看熱鬧時被抓。警察局不相信張子華，便對他嚴刑逼供，但張子華自始至終不改口，沒有暴露任何信息。后幾經周折，張子華被保釋出獄。出獄后，張子華被調往中共中央駐北方黨組織工作。
1934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黨組織派他到陜北游擊區開展巡視工作。10月，張子華（化名黃漢）到達清澗的河口，聽取特委負責人的匯報。當時陜北的形勢是：當地并存著兩個邊區，即陜北邊區和陜甘邊區。陜北邊區的主要負責人是謝子長，陜甘邊區的主要負責人是劉志丹。陜北邊區的面積比較大，武裝力量也比較強。陜甘邊區財力、軍力都比較弱。當時，敵人正準備對兩個邊區發動第二次“圍剿”，而謝子長因身負重傷不能指揮戰斗，只有將兩個根據地的紅軍集中起來，才能戰勝敵人。于是，張子華以巡視員身份給劉志丹寫信，分析斗爭形勢，希望兩個特委召開聯席會議，由劉志丹指揮兩支紅軍隊伍并肩作戰。同時，張子華表示支持陜北特委為粉碎敵人的“圍剿”，實行“堅壁清野”和“平分土地”的政策。經過積極有效的工作，兩支紅軍隊伍并肩作戰，消滅了大批敵軍，成功粉碎了敵人的第二次“圍剿”。同時，擴大了根據地，使陜甘和陜北兩個根據地連成一片，為后來經過長征北上抗日的紅軍落腳陜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此，張子華的名字也被載入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的革命史冊。1935年年初，張子華調任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組織部秘書，兼任聯系中共河北省委的政治交通員。此時，正是黨在白區工作最危險、最困難的時期。雖然革命處于低潮，白色恐怖籠罩著上海，革命者時時都處于危險之中，但是張子華不膽怯、不氣餒，堅持忘我地工作。凡是組織上布置給他的任務，他總是不顧危險，想方設法出色地完成。不久，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他調任鄂豫陜邊區特派員，以國民革命軍四十四師一三二旅旅部參謀的身份為掩護開展工作。中共上海局被破壞后，他與還在上海堅持斗爭的情報系統接上關系，開始新的斗爭。
1935年12月，一項特殊的使命落到了張子華肩上。上海中央局特科委派他以“長江局”代表的身份，同南京政府交通部勞工科科長諶小岑接觸，談判國共兩黨聯合抗日的問題。張子華成了國共秘密談判的尖兵。
1936年1月到11月，張子華謹慎攜帶周恩來等人的信件，在短短10個月中，數次來往于上海、南京、廣州、西安、陜北、山西之間，行程數萬公里，歷盡艱辛。在這期間，張子華赴東征前線向毛澤東匯報在上海與南京政府接觸、談判的情況以及上海地下黨的情況時，得到毛澤東的好評。毛澤東鄭重地說：“你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第一次國共合作，我們取得了北伐戰爭的勝利。如果能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我們定能打敗日本侵略者。”聽了毛澤東的夸獎，張子華謙虛地說：“我只是在黨的領導下，做了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做的具體工作。”毛澤東笑著說：“每個黨員都做好自己的具體工作，我們黨的偉大歷史任務就勝利完成了。”張子華謹記黨和人民的囑托，繼續努力地工作。當時國共兩黨之間尚處于交戰狀態，張子華每次去陜北都要經過國民黨統治區，稍有不慎即有危險，加上交通不便，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但是，張子華懷著對黨的忠誠，憑著自己的機智、勇敢，克服了重重困難，傳遞國共兩黨的信息，很好地完成了各項任務，為推動第二次國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貢獻。后來，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張子華的工作，任命他為中共中央統戰部聯絡局副局長。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日本侵略者進攻綏西，寧夏面臨日寇侵略的危險，中共中央決定加強寧夏工作。
1937年9月，張子華以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代表身份，到寧夏城（今銀川）與馬鴻逵談判。黨中央交給他的任務是：交涉寧夏城設立八路軍辦事處；釋放我方被俘人員；解決邊界有關問題；開展統戰工作。張子華到銀川后，多次與馬鴻逵談判，而馬鴻逵均采取敷衍應付態度，不解決實質問題，談判沒有取得成功，張子華只得以回中寧老家探親為名離開銀川。在寧期間，張子華雖然沒有完成黨中央交給他的全部任務，但他利用自己是寧夏人和其叔父王含章（國民黨中央派駐寧夏省黨部的特派員）的身份，利用寧夏旅平學生會的關系，宣傳抗日救亡和我黨的主張，促成了以袁金章為首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小組的秘密建立。1937年12月，中共寧夏工委成立時，工委書記李仰南等人持張子華的信件找到袁金章等人。袁金章等人幫助了他們，革命工作得以開展。張子華還動員王振剛（王茜）、王棟、孟長有等一批進步青年奔赴延安，參加革命。可以說，張子華來寧夏，為恢復和建立寧夏地下黨組織創造了一定的條件，為日后黨的組織在寧夏開展工作起到了鋪路搭橋的作用。
1939年9月，在肅反運動中，張子華因涉嫌通敵案被隔離審查。在隔離期間，張子華始終相信黨組織，他認為，在國民黨開始掀起反共高潮、階級斗爭異常尖銳的情況下，黨組織對自己的歷史進行審查，這樣做或許是必要的，審查只是暫時的。想到此，他極力克制自己的情緒，給黨中央主要負責人寫信申訴,希望盡快做出審查結論。在此期間，張子華懷有身孕的妻子李德貞也被關押。李德貞多次請求看望丈夫，但都遭到拒絕。她回憶著丈夫對她說過的一些話：“對黨、對邊區要忠誠老實。”“我的一切先是屬于黨，然后才是屬于你……”想到這里，她更加堅信丈夫是被冤枉的。當張子華得知妻子在獄中生下兒子后，他贈送給妻子一張自己的半身照片，照片背面寫著：“贈給我們心愛的孩子——延軍（革命的后備軍）”，以此表達他對革命事業充滿希望和信心。半年、一年，時間像流水一樣逝去，張子華一次次地給黨中央主要負責人寫信，實事求是地說明情況，向黨袒露一片赤子之心，希望回到黨領導的全民族抗戰中去。遺憾的是，他的信黨中央一次都沒有收到。
1942年，張子華因肺病逝于獄中，年僅28歲。
1983年9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對張子華的歷史問題做出正確結論，恢復了他無產階級革命者的身份。1985年5月，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委員會召開會議，為張子華恢復名譽，并在八里橋革命公墓安放了他的遺像。
